为了因应时空因缘的变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公元800年前后的唐朝中期，在吸收融合本土儒家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六祖慧能完成了教理教义上的构建，而百丈禅师则完成了组织制度上的落实；第二次是在公元1930年前后的民国中期，面对佛教自身的种种弊端，以及西方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佛教又一次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这就是太虚大师有关“人间佛教”理念的创建。总体看来，第一次转变完成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而第二次转变，则开启了佛教在中国的现代化序幕。这同样让我们想到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古罗马帝国后期，在吸收融合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奥里留·奥古斯丁创建了系统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完成了基督教在欧洲的本土化历程；第二次是在公元1520年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面对黑暗的宗教专制统治，以及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潮的复苏，马丁·路德进行了旗帜鲜明并卓有成效的宗教改革，揭开了基督教的现代化序幕。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总是推动着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自我更新。同时，经过融合与更新之后的宗教与文化，又成为一种潜在的巨大力量，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并促进着经济的繁荣。佛教在中国正是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

    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这也导致了陈旧社会体系的崩溃。但社会的动乱，却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大融合，并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体系，这为后来的汉王朝带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然而不幸的是，当一种宗教或文化与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就会有僵化的危险。反过来，僵化的文化观念，又必然导致人心的守旧和呆板，外在表现就是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陈腐与溃烂。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逐渐丧失蓬勃向上活力的状况下，佛教传入了中国，如同在一潭浊水中注入了一剂沉淀液，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局面的搅拌，一方面使佛教思想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让逐渐掺杂的本土文化有了最好的净化机会。这样一种文化与宗教交融的结果，让中国迎来了更为繁荣的隋唐盛世。乃至于在整个唐朝，佛教文化都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交融历程中，佛教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在随后更为漫长的宋、元、明王朝时期，本土化的佛教思想，又潜移默化地被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所吸收，并形成了体系庞大而又完整的宋明理学，而这也正是构建整个宋、明王朝大厦的理论基石   斗转星移，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十九世纪中叶时，原本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宗教文化，又逐渐沾满了岁月的沧桑和尘世的渣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步履蹒跚的中国宗教文化，又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劲敌，几千年来深受具有博大包容性的中华文化熏染的中国人，又一次展现了惊人的吸收能力：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社会变革历程！无庸置疑，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文化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本土文化却一直在接受着批判，悄无声息地沉寂了下来。但沉寂并不等于消亡，恰恰相反，这正是本土文化进行自我反思、吸收营养，并进行重新整理和自我更新的最佳良机。一旦这个过程完成，那么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化精华的中华文化，对形成新一轮政通人和、国富民强的局面，必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是大多数国家最为关心的事情。只有具备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保证；同时，只有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在当今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出现，其背后往往都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几千年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坚不可摧的信心、宽容豁达的品格，以及无限宽广的胸怀。而这些都深深蕴藏在中华宗教文化的每一个角落，让沐浴其中的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东方宗教文化在不断吸收西方营养以自补，从而不断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与民族，也必然会审慎地考虑，如何在自己的国度和族群中，积极地认知和吸收来自东方的优秀宗教文化。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真正强者的姿态。同时，对于任何一个仍然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炎黄子孙来说，当更具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和世界的眼光，在学习与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与超越，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可能性，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为世界的太平与人类的安康做出应有的贡献。